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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梁建章
2020年12月15日，界面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专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十四五”期间应实现自主生育》的文章。我们注意到，在这篇专访中，翟振武对出生人口的预测以及对人口政策改革的观点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一、翟振武过去的预测夸大出生人口，并反对放开二胎
翟振武现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过去一向是人口政策改革的保守派，并且多次严重误判人口形势，对出生人口做出离谱的、夸大的预测。例如，翟振武在2014年发表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预测：“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9的4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
从二孩政策效果来看，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他预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即4995万-1600万）。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对2015年的1655万，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即1786万-1655万），不到他预测的1/20。
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比如，他在2008年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这里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至2012年，中国每年平均出生人口约1600万，2012年仅1635万，远低于他预测的1900万。
翟振武过去不但预测出生人口离谱，而且还曾反对放开二胎。例如，2013年8月9日新华网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风险较大。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可以尝试‘单独二胎’政策，这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谨慎考虑。”
二、翟振武现在的预测和观点发生180度转变
在最新的专访中，界面新闻问：“人口学界有没做过调查，现阶段愿意生三孩或多孩的有多少？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每年新增多少人口？”翟振武回答说：“我们现在也在做预测，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大概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30万左右。你想，每年增加30万和现在每年出生一千四五百万人相比，微乎其微，都不够波动。”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翟振武过去预测，如果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高达3000多万人；而翟振武现在预测，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大概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30万左右。
可以看出，翟振武过去的预测远远高估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而现在的预测则比较实事求是，甚至略为低估。
那么，现在翟振武对人口政策改革的观点如何呢？在最新的专访中，界面新闻问：“近期有经济学者提出应该放开生育三孩，你赞同吗？你觉得下一步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翟振武回答说：“现在一些人建议放开三孩，我觉得是对人口形势和政策不够了解。本来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中间还要加一个环节有什么意义呢？从2013年的单独两孩政策，到2015年出台全面两孩政策，现在生育率回落下来了，严格说就是最后一步了，中间就没有必要再加一个环节了。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自主生育。”
可见，现在翟振武也支持全面放开生育了，而且批评“放开三孩”是不必要的一个环节，这与他几年前的观点迥然不同。
三、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的迫切性
那么，现在翟振武为何对于出生人口预测和人口政策改革的观点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我们推测这是因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远远低于翟振武原先的预测，因此他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预测以及人口观点。我们认为，中国人口政策也需要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
翟振武观点转变的背景，是中国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即使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中国出生人口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推算，2018和2019年的生育率虽然分别为1.495和1.47，但要注意的是，这两年的生育率受到二孩堆积效应影响是严重虚高的，这可以从这两年二孩占出生人口一半看出来。各种意愿调查显示生育一孩的家庭愿意生二孩的不到一半，这意味着在年龄结构和生育状态逐渐趋于稳定后，二孩数量只会有一孩的一半, 也就是说目前二孩中有一半是暂时性的堆积。去掉这个因素后，中国的自然生育只有1.1左右。这个自然生育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1.1，那未来中国总人口将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锐减。这种人口趋势如果不能逆转，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续。
不过，翟振武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的紧迫性。在最新的专访中，界面新闻问：“你的意思是，现在的生育水平与政策关系已经不大了，所以政策要不要继续调整都没有关系？”翟振武回答说：“政策效果有用没用，至少在数量上的约束，对生育水平变化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现在大多数人就没感觉到什么生育限制，生两个都足够了，甚至只生一个，更有人甚至一个都不生，这个是很清楚的。对少部分愿意生3个、4个的人来说，可能有些约束，但从大的宏观面看，限制性的生育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较小，目前维持在这样一个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
我们认为，现在放开生育对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微乎其微，但这不是说明不应该尽快放开，而是说明不但要尽快放开，而且还需要大力鼓励生育。具体来说，需要出台减轻育儿家庭养育负担的政策，例如对多孩家庭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买房免地价，大力建设幼托设施，提高0-3岁小孩的入托率。这些鼓励生育的投入，不仅可以提振经济，还可以大幅度降低育儿成本，阻止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唯如此，才能令中国经济后继有人，中华文明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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