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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上半场由创新、市场化、开放所推动，成就了各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到全球化下半场，全球化三个潜伏的矛盾转化成危机：全球失衡转化为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转化成当前很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大国之间的冲突转变成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对抗
文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预计，历史可能会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现在看来，变化远比想象中复杂。
3月19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美国安克雷奇结束，两国高级外交官员就各自内外政策与双边关系展开了坦诚、直接的沟通。一些显露分歧的外交片段公布后，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并引发热议。
就在这场对话落下帷幕的第二天，另一场由中美政企学届重要人士参与的对话在北京钓鱼台举办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开启。这场非正式的对话，更多则是彼此之间的互通有无，温和的分析与建议，氛围更为友好、热络。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原副主任章百家、巴基斯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首先回顾了50年前基辛格访华、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合主席、财政部前部长罗伯特·鲁宾随后视频连线呼吁，中美双方要寻找一切可能，建设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还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就如何激发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进行了交流。薛其坤建议马斯克开办一所学校，将知识和产业、经济发展、人类福祉结合在一起。马斯克认为，机器人编程的专业人才欠缺，这的确是特斯拉将来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与会人士并不讳言中美之间的矛盾。受疫情影响，许多美国嘉宾线上参加论坛，中国的白天，正好是美国的深夜。视频直播时，《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不时揉揉眼睛。他说，在美国加州用ZOOM就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世界比以往更平了。但中美长达40年（1979年-2019年）的合作篇章已经结束，这背后也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
如今的电脑、冰箱、汽车、电烤箱……一切都具备了智能。当一切技术都能成为军民两用品，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欧洲，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前总统特朗普会开始禁止美国一些技术和芯片对中国商业公司的出口。“这就是一个大背景。”
被技术与疫情裹挟的新的国际交往语境中，国家、民众之间的信任变得弥足珍贵。
《纽约客》专栏作家、美国人何伟1996年就来到中国，多年观察纪录中国社会变迁。当他被问到，一些外媒记者去采访中国民众，可能遭遇一些排斥，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何伟回答，尽管疫情也给中国的人们造成一定压力，但是美国的暴力冲突，他在中国并没有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心态还是非常开放，希望中国能够将这种状态保持下去。
难以回避的是，近两年，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了一个关键时刻点。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竹指出，正如安克雷奇会议显示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战略互信避免危机。中美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避免因误判和事故导致军事冲突，防止军事冲突不断升级成为更大规模和更强裂度的战争。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接下来的40年。对于技术问题，比如可以先允许华为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发展5G，“如果我们觉得你遵守我们的规则，能够很好地适应我们的规则，并且也对我们的安全有利，我们就会让你不断地扩展”，而不是相反——断然关闭一切通道。
WTO体系显然已经难以适应现时需要，在两个世界大国之间构建新的合作路径显得尤为迫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关键是要考虑如何创造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修正既有规则。在新规则下，彼此能够共存，能够继续从全球贸易中获利，开展合作。
论坛上，通过与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联合利华、罗氏制药、江森自控等跨国公司的领导者试图打消对中国新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的疑虑，并从中找寻更多发展契机。碳排放、数字技术、粮食安全、平台经济、数字货币、全球疫苗、媒体治理、职业教育、世界经济政策、如何弥合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平等鸿沟等等，也仍然是中美人士共同关心的话题。
“不被分歧所困，超越分歧、聚焦合作。”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说，50年前，在中美彼此差异和分歧巨大的情况下，两国尚能克服重重阻隔，绕道寻求共同朋友巴基斯坦的帮助，最终见面和商谈，现在就更没有理由走向冲突和对抗了。
一场活动特意将主题设置为“美国梦、欧洲梦与中国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说，各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研究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的目标应该是像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相互了解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梦想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
许多话题并不局限于中美关系，还包括全球经济增长、供应链布局、科技创新、金融风险防控、数字治理、共同富裕……中美再次因为若干宏大的命题、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经济被绑定到一起。多数问题至今没有得出确定的解决方案，不过数十位中外专家的智识为我们观测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更多深远的洞见。
1
中国梦和美国梦有什么不同？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巴黎经济学院荣誉教授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说，协调不同的梦想，是一个挑战。
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创造了“美国梦”这一词。他说，“美国梦”就是在这片梦想的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变得更好、更富裕、更充实，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获得机会——这是一个关于繁荣的梦想。为了让每个人都过上更好、更充实的生活，国家应该变得更加繁荣，而不是侵犯个人的主动性和发展轨迹。
詹姆斯·亚当斯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薪的梦想，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一社会里，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能应当能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内在潜能，并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而不被那些偶然的出身或地位等条件所左右。”
弗朗索瓦说，“欧洲梦”的措辞源于一个美国人的著作，认为“欧洲梦”不是个人积累财富，而是通过社会联系和对人权的尊重获得安全和保障。这一表述呈现的可能不是所谓的“欧洲梦”，而是欧洲人希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社会保护和对人权的捍卫，实现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
“中国梦好像通常被解读为恢复中华民族的伟大，包括物质繁荣、地缘政治影响力、技术和创新力量，以及对祖先文化的尊崇。这三个民族的梦想都是值得我们褒扬的，因为他们都希望在走向集体繁荣道路的同时，实现所有成员的经济和个人发展。”弗朗索瓦说。
2
中美国际收支不平衡，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梦想必定面临挑战。
从国家层面看，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指出，中国需要从出口和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更多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再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进口创新走向本土创新，从储蓄盈余变为储蓄吸收，利用巨大的国内储蓄库为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实现这些转变，中国就能够实现百年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取得极大进步，实现中国梦。
与此同时，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GDP从长期保持3.7%的增长，现在下落至2%下，这种发展速度很难再帮助美国人实现梦想，因此经济增速必须恢复到3.7%。美国还需进一步促进储蓄和生产力的增长。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说，过去40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美国引领的西方经济，实际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增速非常缓慢。
费尔普斯说，现在听到西方人经常抱怨来自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因为对他们而言，那就是逆差。这不仅是市场的结果，也是中国人储蓄率非常高、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央行高利率等等诸多原因所导致。
中美两国需要进行更多沟通，让彼此变得更好，这是政府的责任。从成本角度看，美国的效率应该提高。另外，中美经济的互动，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不同？因为中国的就业率非常高、人均生产力很高。比如电子产品可以由中国生产卖到美国市场，这是市场自然形成的结果，并不是中国政府故意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中国工人经常生产的是中间产品，当然不是很多。在相应行业中的美国工人，实际上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技术也会取代一些人工。但如果换成美国工人，工资成本会提高，产品价格也会相应提高。
费尔普斯说，中美两国需要在资源分配上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做到共赢。中美高层会谈可能是一个机会，但美方也会有很多担忧，特别是在中美贸易等方面。中国积累了很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如果可以采取多元的方式去分配其中部分收入，通过在全球扩大投资，将中国的一些储蓄提供给其他国家，也就意味着中国帮助全球实现了增长。
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实现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便可以到美国去投资。美国的投资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储蓄结余很少投到中国。中美之间如果有更多的互信，美国人也可以用储蓄结余来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双方都会受益。
3
如何在不给他国带来困难的情况下，解决艰巨的增长问题？
还有一些经济利益冲突并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在于各国内部。
史蒂芬·罗奇说，数据表明，中国和美国的财富都变得更加集中了。中国最富有的10%人群在2015年占据国民全部收入的41.4%，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数字只有31%。美国的问题更加严重，2014年这个数字是47%，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平均值大约为39%。社会财富应当比较均衡地分配给美国、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否则人们就无法共享繁荣。
正如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所言，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其实都面临不平等这同一障碍：
过去40年左右，美国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从不到0.4上升至近0.5，说明国家经济增长产生的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入了多数人的腰包。美国社会不平等愈发凸显，同时产品的生产力在下降。伴随中国的生产力从接近欧洲水平，发展为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也应该关注高收入阶层或受惠的社会阶层。
美国梦非常重视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贝索斯、扎克伯格，全是白手起家。但是美国社会今天的流动性比欧洲或其他地区更低，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更严重。中国也可能面临类似情况，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社会流动性其实在放缓。当然，可能因为中国总体财富在增长，所以没有西方国家这么明显。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放慢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这种流动性的减弱在美国和欧洲都存在。
史蒂芬·罗奇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中国梦和美国梦还比较一致。现在中美共同的依赖关系正如人际关系一样，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经济关系。当一方改变而另一方不改变之时就容易引发冲突。中国先认识到应当对不可持续的超速增长模式进行战略调整，现在正走在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战、贸易战，还有很多人甚至说，美中之间可能会有“新冷战”。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梦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土壤。两国国情不同，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益分配的制度也不同，但是我们两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挑战，就是在不给他人带来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艰巨的增长问题。
“实现一个国家的梦想，不一定要去排除另外一个国家的梦想。”史蒂芬·罗奇说。
4
中美“新冷战”会发生吗？全球化走向终结了吗？
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当，是否会发生与美苏冷战时期相似的情况？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答案既“不”也“是”，这更复杂。
20世纪曾存在两场世界大战，以及美苏之间的冷战。冷战有过非常危险的时刻，但最终避免热战，以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两国很难重演冷战，因为情况已经很不一样。
首先，苏联及其盟国、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没有融合、完全独立、相互分割，在地缘上也是如此。苏联及盟国大多没有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第二，从经济、资源的角度看，当时双方的实力相对均衡。经济上，西方国家比苏联阵营强很多。这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一样，未来也不会一样。
第三，冷战时期存在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分野，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意识形态不是那么凸显。中国文明具有政治的集权和经济的分权相结合的特色，西方人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沃尔夫说，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可能像冷战，但也可能比冷战更加糟糕。虽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
或许正如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英国前首席国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所言，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是一个公共品。如果全球化关起大门，便很难组织好全球经济。一旦全球经济互相脱钩、支离破碎，例如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服务缺乏一个整合的市场，将极大伤害世界的总体利益。
过去3到4年，弘毅投资董事长、总裁赵令欢在许多场合已经看到供应链脱钩的尝试，发现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扎下非常深厚的基础，数字化改变了世界，脱钩很难做到。况且还有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我们需要互相依靠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即便不会发生新冷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也指出，全球化收缩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全球化的上半场由创新、市场化、开放所推动，成就了各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到全球化的下半场，全球化三个潜伏的矛盾转化成危机：①全球失衡转化为金融危机；②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转化成当前很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冲突，最后演变为社会危机；③大国之间的冲突转变成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对抗。
全球人均GDP增速已经下降到1.9%，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了。新科技革命也来到了下半场。过去，IT革命带来全球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下半场则是人工智能的革命，碎片化、分散化、扁平化能够精准地满足本地的需求，大国的关系从合作转变成竞争。
张燕生说，基于上述三个基本事实，能不能讲全球化、全球贸易投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