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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今天的题目是“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的微观基础”。
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运用微观的分析，掌握了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微观行为，就能做出正确的宏观判断。从直接经营者、经营机构的角度，只有了解实体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人们的行为，才能够做好最佳的决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首先，认识整体经济供求两侧的微观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供求两侧，供给侧是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一个视角，需求侧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制约因素，除了投资、出口之外，可能越来越多是需求侧的因素。这两个角度的微观基础为我们奠定了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从而金融发展财富管理的基础。
我们讲宏观经济的时候，它的健康状况应该建立在企业的经营活力基础之上。金融发展的健康状况也应该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很多理财活动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展的健康状况也应该在家庭合理的预算、消费、储蓄行为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宏观经济对应着企业活动，金融发展对应着实体经济，理财活动对应着财经预算的基础之上，宏观和微观之间，微观与微观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总预期。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居民收入方面，总体来说，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有了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从大的判断来说，中国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还不够大，收入还不够高。大体上，中上和高收入中才叫做中等收入群体。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做五等分，每20%是一个分组，最低和中下、中间收入、中上收入和最高收入有比较大的差距，同时总体水平并不高。
我引用了一个研究成果，官方的说法是中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4亿多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我没有看到特别详细的介绍，但我发现有几个作者做了一个估算，他们估算的总数是4亿多，他们的估算和官方的估算有共同之处，得出共同的总数，但他们采用的方法很有意思，采用的是“可任意支配收入”的概念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可任意支配收入的含义是在可支配收入中减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同时一些固定支出，比如偿付贷款、学费等等余下来的收入，这是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部分。按这个计算，他们认为在人均可任意支配收入4000到31000元之间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真正可任意支配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部分还是比较小的。
美国人的研究讲到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的趋势时，有过一个调查，大概美国有61%的家庭在紧急状态下拿不出400美元的现金，这400美元就是可任意支配收入门槛。中等收入群体到底稳固不稳固、水平高不高和它的可任意支配收入是相关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居民财务自由度还足够高。这是财务自由的概念，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我是从事就业研究的，目前城镇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过高。我们过去讲灵活就业，现在也出了新的概念，叫做零工经济，这既是历史的遗产，也和这些年数字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它有好的一面，就是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能够吸纳更多人，非常灵活，但也有非正规化的一面。如果是一个正规经济，正规就业，至少应该有就业稳定，收入体面，社会保障充分的特点，非正规化就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目前我们城镇就业有4.6亿人，按经济成分分，有国有的部分，有若干个集体、股份合作制等等的部分，有公司制的部分，有私营经济的部分，还有港澳台和外商海外投资的部分，剩下的是个体工商户的就业，以及残差，也就是从家庭调查中得到的城镇总就业减去以上的单位就业数。可以从这几个组成部分中看到，个体就业的部分和残差的部分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的程度显然是最高的，其他的经济成分部分也有非正规就业。
残差的部分和个体的部分这些年有此消彼长的趋势，其实某种程度上和统计有关，因为我们最近加强了市场的统计，这样就把原来没地方登记的部分列入到了个体就业，不管怎么说，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就业的比重还是很高的，目前还能占到30%，这部分也是导致现实经济出现不正规，就业不稳定、收入不体面、社会保障程度不够高的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流动状况，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力流动，横向的流动，从过去务农转化为非农产业，从农村转向城市，同时还密切联系着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归根结底是改变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社会流动不畅通共同富裕比较难以达到。
从目前看有一个趋势，城市常住人口中大概有30%的人实现了城镇户口，这是职业和身份的向上流动。在农村的户籍人口中，也有20%多是不是常住在农村的，他们有后顾之忧，但又不得不外出打工。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出农民工减少了2.7%，这也是多年来一次绝对的减少，但实际上2.7%还是低估了。我这里引用了两个作者的调查，他们发现很多被统计为外出就业，因为我们讲外出农民工的就业就是离开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但现在农村就业的圈相对扩大，人们骑着电动车就可以出乡镇，但很可能在邻近的乡镇，或者县内就业，也就是说他们进入中等城市、大城市的比例下降的程度更高。从乡镇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外出就业了，但农民工跨省的比例可能越来越低，进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比例越来越低，意味着就业越本地化，它的劳动生产率是越低的，收入也是越低，因此，我们目前的人口流动状况和城镇化的趋势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
养老保险体制方面，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揭示出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老龄化程度在加深，65岁以上的人口占的比重达到了总人口的13.5%，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是老有所养。目前城乡养老保险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覆盖水平，大约10亿人被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但在覆盖的范围内，每个人享受的待遇不够统一，还有一定碎片化的趋势。第一，有相当大的部分，56.6%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的养老金水平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56.6%的人领取的养老金比重不到6%。同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区分为企业和非企业，企业和群众事业职工之间养老金保险比例是1：0.18，他们的给付标准差异较大，养老金碎片化会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消费行为，从而也影响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而养老金碎片化会影响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老年人占的比重很高，65岁以上的老年人1.9亿，60岁以上高达2.64亿，这些消费不振，总体消费业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讲养老保险应该依靠三支柱，特别是第三支柱，养老制度不够发达。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目前还不够充分，未来不可持续，因为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总体还是现收现付制，即使今天还能支付的起，但人口的抚养率未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那时候就很难保证不出现巨大的缺口。因此，亟待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支撑。如果不了解我今天说的微观基础信息，不知道我们的居民收入状况是什么样，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是什么样，收入差距的状况是什么样，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悖论，我叫做回避悖论，老百姓没饭吃，说他们干吗不吃肉丸子，事实上贫困造成老百姓没饭吃，更不可能吃上肉。也就是说居民的基本微观状况决定了他的收入还不够高，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这和基本养老保险不统一是有关系的，更谈不上第三支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从微观的环境有更好的认识，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才可能突破微观环境的制约因素，把社会养老问题更好地解决好。
其实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家庭的时间约束，因为时间是有预算的，就业的时间是定的，如何在就业和家务活动之间分配时间。2008年国家统计局有一个调查，发现我们在国民账户体系内创造GDP的部分，包括就业、经营和交通，每天进行311分钟，无酬劳动或非SNA的活动，包括家务劳动、照料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两者之间是1：0.53，如果有1分是就业的活动，0.53分是没有收入的活动，属于以家庭劳务为主的，其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中国的劳动就业参与率是世界最高的，特别是女性劳动就业率，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高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劳动时间是非常长的，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这么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就很显然是世界最高水平。而这种过度的负担会影响家庭的收入，家庭收入状况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影响人们的创新创业精神，最终会影响职工的社会流动性，同时也会影响消费，没有外出旅游的时间，没有外出购物的时间，会阻碍消费的增长，影响到储蓄，因为对家庭时间预算约束和家庭的财务预算约束是相互影响的。最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说家庭照料的时间太多，家务劳动的时间太多，特别是女性，同时还要兼顾就业，因此它降低了我们的生育意愿，也不利于我们人口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现实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过去比较多的谈金融有哪些新的手段，金融有哪些新的理念，哪些新的领域，今天我尝试着让大家看一看现实中微观环境的一些制约因素，有利于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再次分配领域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大的框架下推进共同富裕，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社会流动，特别是纵向流动，扩展家庭预算因素和居民收入，缩短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行业也好，财富管理行业也好，都可以把这些挑战变成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从宏观意义上说，它也成为我们新的经济增长。
从1到10月份的统计数字来看，中国增长压力增大了。因为中国疫情发生的比较早，但应对的非常好，率先从疫情中复苏经济的。但是，归根结底全世界新冠疫情还在大流行，我们还会零零星星的有疫情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恢复形成了一个供给侧先于需求侧，一些消费行为会受到一定限制，同时收入也增长慢了一些，就业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供给侧先于需求侧。但是国外在稍后恢复经济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需求侧先于供给侧，因为供给侧受到了供应链断裂以及瓶颈的制约，也受制于劳动力紧缺的制约，但由于他们在刺激政策中，比如美国更多的给居民发钱，这样大体上能保障今年的消费能力。我们和国外的恢复特征正好形成了一个互相嵌合的方式，我们的供给强于需求，国外是需求强于供给，因此我们的出口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复苏，这和过去一些年的趋势是不一样的。
全球疫情最终会恢复的比较快一些，供给瓶颈终究会打破，因此我们出口也就不那么强劲了。中国更长可持续的供求拉动因素，还是要靠内需，从政策的角度，对中国来说，既要利用当前有利的环境，把中国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时也应该越来越关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保”的因素中要兼顾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之间的平衡，保的市场主体是不是真正瞄准了，是不是真正能够恢复就业，改善民生，还应该有些政策针对就业不充分的人群、收入比较低的人群、农村刚刚脱贫的人群，以及老年人口，这样中国最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是来自于居民的消费。
（整理自蔡昉于2021年10月24日在2021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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